社論


論台灣政治的美國因素
從太陽花學運省思2016大選

自去年318的學運至今已一週年,其後續的發展值得注意,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整起事件好似已產生了不同的樣貌。

首先,在去年10月,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還在院會中全票通過,表揚當時的學運領袖政治系學生林飛帆,並頒發「學生利他獎」。該校社科院院長林惠玲則稱,「318運動」彰顯民主化發展及社會公平正義,更喚起青年學生和大眾對台灣民主的價值和程序正義的檢視,並提醒政府施政要注意民主化應備的程序正義,不希望服貿是黑箱作業,應先立法後審查,國人也要先了解服貿的利弊等等。

該院副院長邱榮舉也表示,林飛帆為搶救台灣,追求公平正義,結合台灣的年輕世代,為台灣開創新未來,為台灣作出重要貢獻,且對香港、澳門及中國產生重大影響。

但是,今年2月,上述獲獎人以及其他共百餘參與者,被台北地檢署起訴,理由是學運涉違反《集會遊行法》、煽惑他人犯罪等。而行政院也表達不撤除對於學生告訴的立場,因為行政院有責任和義務維護官署安全,未來政院將對相關被告提出附帶民事求償,索賠公務修繕費三百萬元。

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則表示,諸如美麗島事件大審、野百合學運與太陽花學運等,若認為「如果追求民主是一種罪,我們通通都有罪」,力挺太陽花學運之意,不言可喻。但其態度好似有氣無力、欲言又止,否則她大可再度發動群眾包圍官署,可見其立場的轉化與改變。

若從目前的時空環境觀之,上述的過程是否是激情過後,回歸理性?因為當地檢署發布起訴時,並沒有大規模的抗議行動。因而從社會正義的角度觀之,行動是錯,判決是對,這是一種解釋。或可謂,就算犯罪,也願承擔?知法犯法,在所不惜,那就可解釋為行動是對,判決是錯,但仍舊必須付出代價,否則無法無天,一個社會沒了遊戲規則,秩序如何維護?這是另一種解釋。

再以手段與目的的模式來分析,就算手段錯誤,但目的正確,而手段可以將目的合理化嗎?可能很難,因為台灣到底是法治社會,上述檢察起訴的事實就是證明。

更進一步觀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的獎勵與中華民國法院的依法起訴,可謂是小道與大德之區別。在小的範圍內可能是對的,可是放在大的格局內來觀察,那就可能不是這回事了,難道地檢署與行政院的立場與觀點不比台大社科院更正確?學術與執行孰非?其理自明。

再者,一如前述,該院學者都專注在台灣的社會正義與民主價值方面,社會正義與民主價值當然是有其重要性,但是這就是整起事件的全貌嗎?還有沒有更重要的背景與內涵呢?易言之,若站在台灣的角度來觀察,整起事件可能各說各話,但是,若放到兩岸與國際的層面來理解,那可能就值得商榷,這同樣是小道與大德的差異。

易言之,若是純屬社會正義的事件,比如樂生療養院的搬遷問題,此乃與兩岸以及國際的關聯性較小,只要不危及政府的穩定,應該還是可以在台灣內部來解決。但是,318學運的議題比較敏感,一旦牽涉到大陸,再加上其規模比較大,那就可能不得排除美國的因素。

其實,台灣的命運是極難以掌握在台灣人手中。以當前的形勢觀之,台灣若要獨立,不但北京這一關過不了,中共還會拉攏美國來加以阻止,因為陸、美關係極其複雜,雙方之間交換的籌碼不少。這就是所謂:假獨只能騙選票,真獨確實做不到。

再者,台灣若要統一,這是美國所樂見的嗎?這不就等於讓大陸的勢力直接進入太平洋,更是切斷了日本的生命線台灣海峽。但是,美、日會拉攏中共來防堵台灣與大陸的統一嗎?這是極端難以想像的場景。因而可言,統一的阻力要比獨立的阻力較小,但仍舊不得小覷。

所以,台獨的勢力必定要拉攏美、日以為支撐,而統一的勢力則不見得如此必要。這正如孫中山在1923年敬告日本一樣:日本要做西方霸道的鷹犬,還是東方王道的干城,必須審思慎擇,這也是台灣最佳的警示!雖然如此,目前台灣的最佳選擇,當然是在大陸與美國兩大勢力中求取最大的生存空間,這是現實問題也是結構問題,一時還不易被改變。

回顧當時學運的情況,在其過程中,美國方面多次發言支持馬英九政府,其中包括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卜道維(David Brown),AIT前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現任布魯金斯研究所東亞部主任),以及美國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素(Daniel Russel),再加上美國參議員墨菲(Chris Murphy)等。

依其發言的時間順序,其立場涵蓋:民進黨在幕後策劃,並想藉此在年底九合一選舉中獲利,反服貿沒有正當性,若抗爭擴大,北京是否出手?美國政府應當及早因應,以免台灣成為陸、美雙方的引爆點,避免類似俄羅斯「收回」克里米亞的戲碼在東亞重演等等,其發言的強度直線升溫。因而令人懷疑,是否美國的壓力才是此次學運結束的真正原因。

回想2003-04年與2007-08年,當時綠營執政時期都曾以公投綁大選,而美國乃第一個強力的反對者,其發言強度也同樣日漸升高,最後甚至直言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其態度與立場令人印象深刻。後來的資料證明,此乃華府應北京之請託所致,否則台灣公投與美國何干?

1995-96年台海危機,當時美方就已深刻理解台灣對於中共的重要性,此乃其核心利益的重要部分。在美國國會通過議案,強迫國務院邀請李登輝訪美之後,致使北京引發台海飛彈危機。但事後國務院詢問參眾兩院議員,是否願意參加李登輝的就職典禮時,兩院都幾乎沒有回應,由此可見議員們自知已闖下大禍。之後,就有學者研究,只要當美國國會自主決議時,多半都會鑄下錯誤,因為議員們的思維與實際的政治情況落差甚大。

可以推論的是,北京在兩次台灣公投之際,都可能對美國軟硬兼施:台灣的亂象美國管不管?你管我就不管,你不管我就管,我管你就別管!之後,台灣公投的議題沒有通過,中共也曾在北韓與伊朗問題上回應了美國的部分要求,雙方達成協議。

當時綠營還派人到美國說明公投的原委,認為這是民主的表現,但並未被美方接受。而在此次學運期間,綠營也派人赴美說明,同樣被警告與打臉。雖然學生只訴求台灣內部的民主與正義問題,但是其佔領立法院與破壞行政院的行為,已經危害到政府的運作與人民的生活。

更進一步觀之,學生的領導人物均可稱為是職業抗議人,從反旺中到洪仲丘……,有關社會正義的活動,無處不見他們的身影,但他們都不見得具備國際觀,亦不知國際競鬥之險惡。

再者,聲援學生的教授們,並沒有經濟與國際關係的相關專業者,也是一項佐證,因為他們才真正理解服貿協議的效果,若無服貿,台灣將故步自封。只是,在面對情緒化的學生們,專業理性也都只會對牛彈琴,甚至遭致反擊,因而他們絕大多數選擇潔身自好,拒絕自淌混水。

學運結束後不久,在台北的一次小型學術座談會中,北京一位著名的專家主講其對於學運的看法。非比尋常的,有兩位AIT的官員在座,當被問及是否華府對綠營施壓才導致學運的結束,他們未置可否,只表明華府十分重視此事件,否則他們儘可與此劃清界線。

綜合言之,美方確實擔心,若台灣失控後北京會出手,屆時美國的地位將會極為尷尬。俄羅斯才剛「收回」了克里米亞,令美國頭痛不已,硬而無力,軟難下台,進退維谷。若類似的事件也發生在東亞,而此地的對手是大陸,更是難纏。

因而,此次華府可能再次應北京之邀而向綠營的領導人施壓,或者乾脆主動出擊,以免陷入困境,若藉此換取中共對烏克蘭立場的強化,自然划算,這都是可能的推論。另外,台美目前正在談判TIFA,美方積極推動美豬與稻米銷台,若台灣反對市場開放的浪潮如此之高,屆時美國如何促銷其產品?難道這不也是美方的考量?

再觀察美國對台灣的作為,1949年中共建政前後,美國政府發表白皮書,有意與中共建交,根本就想放棄國府。1979年台美斷交,美國政府背叛了長年的盟友,其原因無他,都只因時移勢異,美國為其最大利益進行全盤戰略調整所致。

所以,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自己必須有自知之明,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否則小孩玩大車,勢必陷入困境。扁時期,妄自尊大,台灣左右碰壁,險些釀成巨禍;馬政府洞察機先,企圖左右逢源,以小事大以智,只是政策的包裝與行銷不足,徒增民眾的憂慮,此乃政府必須深刻反省之處,一手好牌怎會淪落至此?

總之,台灣的發展與前途,必須從三個層面觀察,亦即:身在台灣,心繫大陸,放眼世界,才能有整體性的掌握。【湯紹成撰稿】◆


發揚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