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馬英九當以孫中山自勉
論習近平講話與香港佔中

9月26日,習近平接見台灣統派團體參訪團時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我們認為,這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

自馬英九上台後,大陸漸漸的以「兩岸和平發展」取代「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習近平完整的論述「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這是就任以來的第一次,故而引起各界注視,且引起島內藍綠兩黨的反對和抨擊。

9月28日,香港學生發動「佔中」,9月30日,習近平發表國慶講話又說:

「不斷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是包括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符合國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澳門長遠利益。中央政府將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堅定不移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我們堅信,在祖國大家庭中,香港同胞、澳門同胞一定能夠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兄弟同心,其利斷金。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心願,兩岸同胞要繼續努力,鞏固和發展兩岸關係和平發良好勢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台獨』分裂活動,為祖國和平統一創造更充分的條件,使兩岸一家親,共築中國夢。」

台灣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
什麼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台灣必須反對的嗎?

中共自1979年1月1日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後,提出「和平統一中國」代替一向的「解放台灣」。再經葉劍英的「葉九條」(1981年9月30日),提出「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區事務」。至1982年1月10日,鄧小平接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基時說:「在實現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是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概念。

1982年12月4日,全國人代會通過憲法第三十一條:「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於是,「一國兩制」有了憲法的依據。

至1983年6月25日,鄧小平接見美國教授楊力宇時,提出了「鄧六條」。

「(一)台灣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

(二)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三)不贊成台灣『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自治不能沒有限度,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的利益。

(四)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為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

(五)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台灣吃掉,當然也不能是台灣把大陸吃掉,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現實。

(六)要實現統一,就要有個適當方式,建議舉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國共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定後可以正式宣布,但萬萬不可讓外國插手,那樣只能意味著中國還未獨立,後患無窮。」

後來,鄧小平又陸續談了一些「一國兩制」內容的構想,至1985年3月,第六屆人代會第三次會議正式把「一國兩制」確定為基本國策,以解決港、澳、台問題,實現中國統一的基本方針。鄧小平還說:「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這也是一種和平共處。」

雖然,「一國兩制」是誰也不吃掉誰的「和平共處」,但畢竟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台灣人民沒有參與大陸憲法的通過,當然也沒有遵守大陸憲法的義務。當時蔣經國的回應則是「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

先和平,再統一,統一沒有時間表
蔣經國去世後,經「九二共識」而有1993年新加坡的「辜汪會談」。至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提出「江八點」。「鄧六條」只說到「舉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國共第三次合作」,而「江八點」卻提出「在和平統一談判的過程中,可以吸納兩岸各黨派、團體有代表性人士參加」。

是「談判」,不止是「會談」了,也不止是「兩黨」,談判當然是談條件,而不是等知會,談判必須雙方同意才能有共識。並且,在第三點中說:

「我們曾經多次建議雙方就『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在此,我再次鄭重建議舉行這項談判,並且提議,作為第一步,雙方可先就『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並達成協定。在此基礎上,共同承擔義務,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對今後兩岸關係的發展進行規劃。」

這是兩岸和平統一分階段,先和平,再統一,統一沒有時間表。「共同承擔義務」當然就必須共同享有權利,並且共同「對今後兩岸關係的發展進行規劃」。這樣的和平統一就不是由大陸片面主導了,而是兩岸協商的結果。

如果從現狀的事實來觀察,1949年至今,台灣沒有獨立,兩岸領土主權至今仍為「一國」;同樣的,兩岸至今仍未統一,本來就是「兩制(治)」。所以,今天兩岸關係的現狀就是「一國兩制」,只不過這種「一國兩制」是由內戰造成的,是以軍事平衡維持的。其目的是「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亦即武力統一,或稱「內戰的一國兩制」。

鄧小平主張實現和平統一之後實行的「一國兩制」,或稱之為「統一的一國兩制」,那得要靠兩岸的法律來實現和維持的。

江澤民則提出在實現統一前,「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也就是正式結束內戰,這是要靠政治談判協議來實現和維持的,或可稱之為「和平的一國兩制」,其目的仍為和平統一。

領土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不屬於政府,也不屬於部分國民,更不屬於政黨。自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兩岸領土主權即屬兩岸全體國民所有,完整至今,並未分割。被內戰分割的是領土主權的行使權,即治權。在統一的「一國兩制」下,兩岸的治權雖非「完全自治」,但亦未要求統一。錢其琛曾言:「一國兩制是維持現狀最好的辦法。」

所以,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發表「胡六點」,說到:

「1949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兩岸復歸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

大陸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只剩下「結束政治對立」了。這次習近平接見台灣統派團體也說:

「在涉及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上,我們旗幟鮮明、立場堅定,不會有任何妥協和動搖。1949年以來,兩岸雖然尚未統一,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也不可能改變。兩岸復歸統一,是結束政治對立,不是領土和主權再造。」

「一國兩制」與「一國兩區」何異?

中華民國憲法是一中憲法,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定位兩岸現狀為「自由地區」和「大陸地區」,是謂「一國兩區」。並且是「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

試問「一國兩區」實施的是一制嗎?若否,則「一國兩制」與「一國兩區」又何異?「國家統一前」的前途不是「國家統一」嗎?台灣已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了,難道國家統一不是「和平統一」,還要用戡亂統一嗎?

並且,鄧小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舉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國共第三次合作」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已與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不同了。

民進黨反對習近平的「一國兩制」,我們能理解,因為他們主張台灣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又何來「一國」或「統一」。除非「一邊一國」或「一國一制」,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又憑什麼反對習近平的「一國兩制」?

倒是香港的「佔中」引起了我們對「一國兩制」的重新思考。

港英殖民統治155年,香港人對總督人選從無置喙的餘地,為了2017年普選的特首須具備「愛國愛港」的條件,竟然引起「佔中」的「民主」運動,甚至其中還有打著港英旗的「港獨」。不必諱言,「佔中」根本是美、英勢力,甚至情報單位煽動、資助的「顏色革命」。但因有強大的祖國作後盾,「顏色革命」踢到鐵板,終於不能成功。

但「佔中」勢力已經形成,有如台灣民進黨,除非能取得香港政權,否則,三不五時以「民主」之名運動一番,香港的穩定就難保了。若香港落入美國代理人之手,香港就成了美國圍堵中國的據點了。

由此可見,「一國兩制」的鬆散,提供了外國勢力滲透的機會,而不利於國家的統一。

在23年前,大陸的改革開放還未見績效時,陳長文針對「一國兩制」提出過「一國良制」的「一國一制」,習近平談話後,他又發表《一國需良制》(《中國時報》2014-10-06),以香港「佔中」的「民主」呼籲大陸須有民主的「良制」。

馬英九為了怕被扣「親中」的帽子,也不顧「佔中」和「太陽花學運」一樣是違法的、不理性、不民主的運動,竟也表示「理解並支持」佔中的「民主」。

馬英九在10月10日國慶講話中,不但力挺香港「佔中」是「民主」,並言六十多年來,中華民國「還向世人證明:民主可以在華人社會的土壤中生根、開花、結果」。

姑不論民主在台灣每四年還得一次「保衛中華民國」,國家之不存,民主將焉附,是「生根」嗎?

顯然,陳長文、馬英九「以民主為傲,以台灣為榮」所說的台灣民主和「佔中」民主不但是外來的西式民主,並且是美國西方支持或發動的民主。西方的民主制度就真的那麼好,中國大陸的制度就那麼不堪嗎?

今年3月英國《經濟學人》刊出封面文章《民主病在那裡?》(譯文見《海峽評論》4月號)指出,西方民主受到兩方面的挑戰,一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海嘯,「金融危機造成的心理創傷與經濟損失一樣大。它揭示了西方政治體制的根本性弱點,破壞了西方人固有的自信」。其二是中國崛起。文章中說:

美國民主「死路一條」
「同時,中國共產黨打破了民主世界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壟斷。哈佛大學前校長薩默斯觀察到,美國每30年生活水準翻一番,而中國過去30年間每10年生活水準翻一番。中國的菁英階層認為,他們的模式──共產黨緊密控制,以及穩定地選賢任能──比民主效率更高,更能避免僵局。中國領導人每10年左右換一屆,按照完成施政目標的能力選拔幹部。

批評者們譴責政府用各種措施控制民意,無論是關押異議者或審查網路言論,他們批得沒錯。不過,中國政府嚴密控制的決心反過來也證明了對民意的關切,同時,中國領導人有能力處理國家建設方面的重大問題,而這些問題可能困擾民主國家數十年。例如,中國僅用了兩年時間就實現2.4億農民享受養老保險──這要比美國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總人口多得多。

許多中國人願意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忍受現行體制,2013年皮尤全球態度調查顯示,85%的中國人對本國發展方向『十分滿意』,而在美國這一數字僅為31%。復旦大學張維為提出,民主正在破壞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因為民主使得政治僵局制度化、輕視決策,還產生了小布希這樣的二流總統。北京大學俞可平提出,民主使得一些簡單事情『過於複雜和瑣碎』,讓『某些擅長甜言密語的政客誤導民眾』。北京大學的王緝思觀察到,『許多引進西方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正遭遇社會動盪和騷亂』,中國則提供了另一種模式。從非洲(盧旺達)到中東(迪拜)、東南亞(越南),都在嚴肅對待這一意見。」

文章中還細數兩千年以來,西方民主在世界各國的挫折,首先是俄羅斯的普京,還有委內瑞拉、烏克蘭、阿根廷、伊拉克、埃及,成效不佳的有南非、孟加拉、泰國、柬埔寨,文章中沒提到的還有遭美國西方「顏色革命」的敘利亞、利比亞等中東諸國。西方民主所到之處,皆是動亂、政變、內戰、死亡。文章中甚至指出包括美國和西歐本身都出現窒礙難行的困局,「美國已成為政治僵局的代名詞」。

甚至蘇聯瓦解後,以《歷史的終結》一書而成名的福山,最近在《外交雙月刊》(9-10)刊出文章《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細數美國制度的衰敗是「死路一條」(no way out)。

除了《經濟學人》對中國大陸的崛起震驚外,去年比爾蓋茲在博鰲論壇上則對中國大陸的脫貧給予高度的肯定。據報導:

「比爾蓋茲表示,在短短30年中,中國在民生領域,減少貧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期間中國幫助六億(按:林毅夫說6.8億)人口擺脫了貧困,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實際上為貧困人口減半的目標做出了巨大貢獻。

蓋茲還表示,過去20年時間裡,中國糧食生產率八年上升了2.6%,農民收入翻了15倍,而且目前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智能手機,而中國所取得的突破性的科技發展能夠幫助世界上其他地區最貧困的人口過上更加健康、更加富有尊嚴的生活。」(南海網2013-04-07)

外國的民權辦法不能做我們的標準
一個貧窮落後、一盤散沙、瀕於亡國滅種、豆剖瓜分、貧病愚弱私的東亞病夫,還有那些成就,旅法學者宋魯鄭在《如何理解新中國的巨大成就》(觀察者網2014-09-29)中指出:

「如今的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也是美國最大的債主,希拉里‧克林頓說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的銀行)、製造業第一大國(美國崛起百年後第一次丟掉此桂冠)、210種工業產品產量全球第一(人類歷史上只有英國和美國曾有此榮耀)、鋼產量超過世界的50%(近八億噸,超過其他十大產鋼國的總和)、汽車消費第一大國、尚未自由兌換的人民幣流通量超過歐元居世界第二、全球第三大對外投資國、世界五百強86家企業入圍居世界第二、世界十大銀行中國佔有四家並居第一名,與金融大國美國分庭抗禮、全球十大港口中國佔據八席。

建立在經濟實力基礎上的則是科技、軍事、航空、基礎設施、體育、文化的起飛;載人、登月第三大航空國、擁有核武器、航母的軍事大國、專利申請世界第一、高鐵第一大國(通車里程佔全球50%以上)、更是信息時代網民全球第一(美國人口的兩倍)、移動電話持有量全球第一(超過11億用戶)、世界數一數二的體育大國。」

這樣能讓中國崛起,把西方民主比下去的制度,被比爾蓋茲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是「良制」呢?還是藍綠惡鬥、族群撕裂、違法霸佔立法院、行政院的台灣民主是「良制」呢?

西方民主稱霸世界,其實不是靠她的制度,而是靠其先進的科技和殖民帝國主義對全世界的掠奪。一旦科技不再能壟斷,殖民帝國主義也行不通了,西方民主國家只好沒落。一些發展中國家,沒有發達的科技和殖民帝國主義的向外掠奪,實行西方民主當然只會格格不入。

其實,在《經濟學人》之前,孫中山先生老早就警告我們不可倣效西方民主,他說:

「便知民權政治,在外國也不能夠充分實行,進行民權,在中途也遇到了許多障礙。現在中國主張實行民權,要倣效外國,便要倣效外國的辦法;但是民權問題在外國政治上,至今沒有根本辦法,至今還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外國人拿最新發明的學問,來研究民權,解決民權問題,在學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沒有好發明,也沒有得到一個好解決的方法。所以外國的民權辦法不能做我們的標準,不足為我們的師導。」(《民權主義第五講》)

盼能「馬習會」謀求中國之和平統一
孫中山也警告過我們,不可倣效西方個人主義的自由。他說:

「中國革命的目的與外國不同,所以方法也不同。到底中國為什麼要革命呢?直接了當說,是和歐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歐洲從前因為太沒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夠抵抗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像把士敏土參加到散沙裏頭,結成一塊堅固石頭一樣。」(《民權主義第二講》)

孫中山要建立中華民國的制度,可不是要將西方民主制度移植來「華人社會的土壤中生根、開花、結果」,而是要植根於中國文化的民主。他說:

「就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的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緻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麼政治哲學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他放在智識範圍內來,才是適當。」(《民族主義第六講》)

孫中山是中華民國國父、中國國民黨總理;馬英九是中華民國總統、中國國民黨主席。1924年,孫中山為謀求中國之和平統一,而北上共商國事,臨終前仍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我們期盼馬英九能以孫中山自勉,與其無聊的去反對習近平的「一國兩制」和支持美國「顏色革命」的香港佔中,不如毅然的效法孫中山北上「馬習會」,共商國事,謀求中國之和平統一,這才是國家民族復興的大業,也必丹心照汗青而名垂千古!◆


發揚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