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東方王道的干城
日本當記取甲午戰爭的歷史教訓

今年是甲戰爭的120週年,時值美國要「重返亞洲」,利用日本「以日制中」,遏制中國崛起,而使得中日兩國箭拔弩張,令人深恐擦槍走火,我們願回顧歷史以記取歷史教訓,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

近代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的原點
甲午戰敗其實是一場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戰爭,1894年6月,孫中山還有《上李鴻章書》,主張「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可見孫中山對清廷猶抱改革的希望。

唯甲午戰敗後,1984年11月24日,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誓言:「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這就不是寄希望於滿清改革了,而是要推翻滿清,「創立合眾政府」。

為什麼要成立興中會,其在宣言中稱:「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夫以四百兆蒼生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為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虜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

考「近之辱國喪師」,只有8月1日宣戰的「甲午戰爭」;日本曾為中國所封之藩屬,「強藩」就是日本。可見「甲午戰爭」失敗,是激起孫中山奮起革命,成立興中會的直接因素。

甲午戰敗後,1895年,馬關條約割台,而有康有為糾合進京考試的各省舉人「公車上書」。呼籲:「乞下明詔,行大賞罰,遷都練兵,變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國命。」

「變通新法」就是「變法」,為什麼要變法,乃因「不變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馴至於亡,與變法而光祖宗之威靈,可以大強,孰輕孰重,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

除了「變通新法」外,「公車上書」還言,「今地球既闢,輪路四通,外侮交侵,閉關未得,則萬國所學,皆宜講求」。「嘗考泰西之所富強,不在砲械軍器,而在窮理勸學」,故應「各省州縣開藝學書院,凡天文、地礦、醫律、光聲、化電、機械、武備、駕駛,分立學堂,而測量、圖繪、語言、文字皆學之,選學童15歲以上入堂學習」。這也是新學或新文化運動的啟始。

有甲午戰敗馬關割台,而有「公車上書」的「變通新法」,而有「康梁變法」。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言:「吾國四千年來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兩兆以後始也。我皇上赫然發憤,排群議,冒疑難,以實行變法自強之策,實自失膠州、旅順、大連灣、威海衛以後始也。」

近代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有兩條路線,一是革命路線,一是憲政改革路線,這兩條路線都是由甲午戰敗馬關割台直接刺激而開始的,並且還涉及到文化和教育的改革,新文化運動也正式端上了檯面。

日據台灣,以日制中
甲午戰敗馬關割台,開啟了近代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也讓中國陷入了欲振乏力、瓜分豆剖和亡國滅種的危機之中。

甲午戰敗的賠款兩萬萬兩加上還遼的三千萬兩,時為日本4.5年的財政收入,還有台灣、朝鮮的殖民,造就了日本軍事工業、金融業的體系,和明治工業化的完成。

但反觀中國,被迫向六國銀行貸款,本息還清共六萬萬兩,時大清歲入僅八千萬兩,亦即大清帝國七年半的歲入。

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必需有所積累,積累或由馬克思所說的剝削「剩餘價值」而來。中國的賠款成了日本明治工業化的「積累」,但中國卻不但積累被賠光,而且還須償還六國銀行的貸款。

這些賠款,最後必然轉嫁到生產者的身上。中國是農業國,是匱乏經濟社會。中國的農民,穰歲或免於飢寒,凶歲則不免於溝壑。再加上天文數字的賠款,當然更加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則鋌而走險,有學問的叫「革命」,沒學問的叫「土匪」。

無論「革命」或「土匪」,一定削弱政府力量,對外更加戰敗,更加割地賠款,更加民不聊生,更加「革命」、「土匪」,中國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惡性循環之中。

甲午戰敗馬關割台,還有美國因素在內。

1854年,打開日本鎖國政策大門的美國遠東艦隊司令培里(Matthew C. Perry),登陸基隆考察台灣後,給美國當局上了一個備忘錄,就主張美國應該佔有台灣,因為佔領台灣就可以控制東南亞海運樞紐。並且,有一支充分的海軍,就可以控制中國沿海的港口,可以控制中國。可謂「佔領台灣,以台制中」。然當時美國國力未逮,而沒接受培里的建議。

至1871年,中日條約天津續約談判,其中有準軍事同盟條款,內容洩漏,美駐日公使迪龍(Charles Delong)即致函國務卿費雪(Hamilton Fish)言「此乃美國莫大之災難」,及「日本與中國有所不同,我們應歡迎日本成為一個盟友,當與中國有衝突時,文明諸國應視日本為一黟伴」。費雪則批示,「設法誘導日本儘可能遠離中國,而與其他強權勢力們,在商業上與社會上結合。」

時值有琉球人海難至台灣,遭原住民殺害,日本代為出頭向大清帝國交涉,總理衙門函覆謂,原住民為「化外之民」,無法處理。

迪龍即找到前駐廈門領事李仙德(charles Legendre)攜琉球與台灣地圖向日本內務大臣副島種臣說:「美國不願略取他國土地,但其友邦如擬擴張疆域,實行佔領他國控制不到的地方,美國當樂觀其成。」而有1874年,西鄉從道出兵恆春,並有美國顧問卡薩(Dauglas Cassel)和華森(Jaremiah R. Wasson)。然遭原住民頑強抵抗而未能得逞,史稱「牡丹社事件」。美國的遠東戰略則調整為「日據台灣,以日制中」。

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
甲午戰敗,1895年馬關條約談判,中方還請了美國前國務卿福士德(John W. Foster)為顧問,卻與美國駐日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一拉一唱壓迫李鴻章割台。田貝說:「問題出在中國是否希望和平,如果它的確盼和,就應該接受日本提出的條件。」福士德也說:「台灣割給日本,並不是那麼可厭,因為這是一個大戰爭的結果,給勝利者一些報酬似乎是自然的。」

馬關條約終於實現了美國的「日據台灣,以日制中」,但卻陷中國於萬劫不復之地。1911年,武昌起義成功,清王朝覆滅;民國成立,但又袁世凱竊國;接著又是軍伐割據;雖北伐統一,但又蔣介石清黨,國共內戰。

終至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美國的「日據台灣,以日制中」,成功的遏制了中國的自強運動,但也鼓勵了日本的野心。終於,1941年12月,日本竟然膽敢偷襲美國珍珠港,企圖一舉殲滅美國海軍太平洋基地和艦隊。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雖有主張「脫亞論」的福澤諭吉,但也有主張「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亞洲論」者。「亞洲論」者至今還有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主張「脫美入亞」和「東亞經濟共同體」。

明治元老板垣退助(1837-1919)雖主張「征韓論」,但卻在馬關割台後,主張中日兩國當合作亞洲的防務,中國負責亞洲的陸防,日本負責海防,作為中日兩國合作橋樑的當是日本「新附民」的台灣漢民族。要台灣人擔負此一任務,就必須善待台灣人,取消殖民統治的民族差別待遇政策,而倡立「同化會」。

1914年3月,板垣退助應邀來台。3月19日,板垣退助在歡迎會上致答辭說:「余想,在亞洲,究竟不能以日本一國來擔負全盤之國防(上指區域安全)責任;是故陸上軍備可委託支那(中國),海面軍備可由日本來擔當,然後始能期其堅實。是以有和支那人締結親交之必要。而要開其端緒,(若)捨本島(台灣),實無他法可想。」

後板垣還南下考察,發表演講:「世界為人類之共有物。將人口由過多之地移向稀薄之地,此乃自然之法則。美國人之暴論,任誰亦不能與之相容。因此,日本人作為亞細亞的一分子,非與支那提攜共同扺禦白人不可。我台灣最接近支那,適於與其親善融和。故在台內地(日本)人實有尊重人種、充分保護本島人生命財產之必要。余此次之行,乃視察台灣之治績,仔細調查土(台灣)人與內地人之關係,以促成充分同化為目標。」

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
同年12月20日,板垣退助又來台參加「同化會」的創立典禮,並被推舉為總裁。但在1915年2月13日,即被台灣總督府以「輕言同化寧非癡人說夢」取締之。

1924年,孫中山為北上共商國是,和平統一中國,經日本,11月28日,在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說:

「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為基礎,是為打不平。美國學者對於一切民族解放的運動,視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們現在提出來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眾和平等解放的文化。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美國為了「重返亞洲」、「戰略再平衡」,而姑息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安倍參拜靖國神社,甚至鼓勵安培解禁集體自衛權,讓日本愈來愈走向軍國主義復活的道路,以期「以日制中」。

但日本也必須要認識到,美國為了遏制中國崛起而「以日制中」,並不是要日本取代中國崛起而獨霸西太平洋,而是要中日互相制衡,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以能讓太平洋成為美國的內海。日本永遠只能做美國霸道主義的鷹犬,而不能做亞洲的主人。

何況,今日的中國已非「大刀向鬼子們頭上砍去」的中國了,而是發射洲際飛彈的中國了;今天的中國已不是血肉長城的中國了,而是核子長城的中國了。

美國不願為台獨與中共一戰,而會為比台灣更小的「尖閣群島」與中共一戰嗎?美國不願讓中國崛起,而會讓日本獨霸亞洲「大東亞共榮」嗎?日本若為眼前的小便宜,而甘為美國「以日制中」的鷹犬,最後終究得不償失,甚至連小便宜也佔不了。

真正成為亞洲的主人
值此甲午戰爭雙甲子之際,我們不能不想起那錐心刺骨的歷史傷痛,也不能不更珍惜現在兩岸中國人的和平與成就,及今日東亞的和平繁榮。

美國「重返亞洲」遏制中國崛起,終於是不能成功的,日本還甘心被利用做西方霸道的鷹犬,而不肯回到亞洲做東方王道的干城?日本國民當認真思考孫中山先生當年對日本的忠告了,不要再蹈「以日制中」而落得無條件投降的覆轍了。日本國民必須認識到,只有中日攜手,與亞洲各國合作,亞洲人才能真正成為亞洲的主人。◆


發揚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