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大於市場的政治經濟學
 來源  新法家網  2008-07-06 10:34:01 時評選粹  | 大 | 中 | 小 回前一頁
〔新法家網〕編者按：市場作為一個複雜的巨系統不會自動實現平衡，市場本身的健康發展需要社會干預，這是二十世紀興起的系統論給人類社會的最大啟迪之一。面對二十一世紀自由市場經濟在全球範圍內的恣意擴張，以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不斷重彈「不是競爭性制度與自我調節市場要對我們今天的病症負責，該負責的是對這個制度和市場的干涉」的老調，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呂鵬先生的這篇文章令人深思，它告訴我們：市場經濟必須回歸他的本體——公民社會——社會大於市場！無疑，沒有受過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污染」的中國古典政治經濟理論會成為重建世界經濟體系的寶貴思想資源；本文原題為《社會大於市場的政治經濟學——重訪卡爾．博蘭尼 〈巨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 》。
「一場新型的保守革命，以進步、理性和科學——尤其是經濟學——為掩護，正在使市場意識形態的復辟正當化。」雖然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在他生命的晚年不止一次地提出上述憂心忡忡的警告(Bourdieu & Grass ，2000) ，但大多數為市場神話歡呼的人們似乎已經忘記了自由市場的恣意擴張曾經給人類帶來的悲劇。的確，蘇式社會主義的失敗為有人宣稱「歷史終結」並將一切社會保護的主張扔進垃圾堆提供了口實，可是，只要我們稍稍注意到這個所謂「共產主義之後」 (post communist) 的世界仍然陷於苦難之中，就不得不重新審視這個日益步入「單向運動」的世界是否是人類文明的惟一選擇。在這個時候，重訪卡爾博蘭尼61 年前在《巨變》中提出的警告，尤其是其關於「雙重運動」的洞見，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
一、市場經濟與社會保護之間的雙重運動
以往文獻對《巨變》的援引，大多將焦點聚集在形式主義與實體主義之爭、「嵌入」和「再分配市場」概念、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係等論題上， 而該書關於「雙重運動」的洞見卻往往被忽視或簡化了(Hannes ，1999) 。事實上，「雙重運動」不僅是博蘭尼分析資本主義文明危機的核心概念，也是他與自由主義者論爭的核心武器。在《巨變》初版的1944 年，世界經濟體制陷入癱瘓、兩次世界大戰相繼爆發、法西斯主義盛行，「我們熟知之人類文明」似乎已經崩潰。如何解釋這一危機產生的根源，形成了兩套不同的認識。
自由主義者認為危機的根源就在於社會沒有徹底地貫徹「自由市場」的原則。這一判斷並非沒有「事實依據」：縱觀19 世紀以來的經濟史，從制定關稅以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到罷工破壞了勞動力的價格機制，「自我調節市場」1 每向前邁進一步，都會受到社會保護運動的抵制並動搖其存在的根基。因此，「如果不是那些反自由主義者所提出的保護政策，自由主義會不負所望；並不是競爭性制度與自我調節市場要對我們今天的病症負責，該負責的是對這個制度和市場的干涉」；而化解人類危機的惟一辦法，就是進一步堅定地邁向自我調節市場。博蘭尼的論證也同樣是從上述「社會事實」出發——他並將之命名為市場經濟與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之間的「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 ，但與自由主義者的結論相反，他認為，危機的根源在於那個建立自我調節市場的努力本身就是一個注定要失敗的烏托邦。為何對同一「社會事實」會出現兩個因果截然顛倒的解釋？這直接涉及如何去認識市場2 本身的運作邏輯和生成機制。
支配「自我調節市場」的原則是「圖利」(gain) ，即一種採用理性手段以獲得效益最大化的經濟動機。博蘭尼與多數自由主義者在這一點上並沒有分歧。但當後者宣稱「圖利」體現的是一種「自然的法則」，而自我調節市場的興起是一個不斷自我擴張、自我調節的自生自發過程時，分歧出現了。在博蘭尼看來，這根本不是人類經濟生活的本來面貌，因為自我調節市場不僅是一個直到19 世紀才出現的新近的偶然的歷史存在，而且它的產生是一個在外力作用下的「制度化的過程」的結果而與任何的「自然法則」無關。
博蘭尼使用人類學的研究成果來支持他的觀點。「在人類動機中，沒有特殊的經濟動機」，雖然早在石器時代晚期市場(marketplace) 就已普遍出現， 但無論是原始部落還是農業帝國，人類都是在互惠(reciprocity) 、再分配(redistribution) 和家計(householding) 這三種非經濟的動機中的一種或若干種的混和推動下來組織經濟生活的。只是到了19世紀，情況才發生了轉變：圖利取代了前三者成為經濟生活的支配原則，亦即經濟動機取代非經濟動機支配經濟體的運轉。這一轉變雖然只是個不到兩百年的新現象，但在博蘭尼看來，其意義卻不可低估，因為此前的歷史意味著整個人類的經濟生活嵌入(embedness) 和糾纏(enmeshed) 於經濟和非經濟的制度之中，而此後卻意味著市場脫出(disembedness) 了社會的制約：不僅一個獨立於社會的經濟領域出現了，而且它要將這一原則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當中從而製造出一個「市場社會」，以前是市場(market) 附屬於社會的邏輯，現在則是社會臣屬於市場——這就是「巨變」或「大轉變」(great transformation) 的真正含義。
可是，從這個巨變開始的第一天起，一個相反的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就一刻沒有停止過。為什麼會出現社會的保護運動？自由主義者認為工人、農民、工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構成了一個「反自由主義的合謀」，各種社會主義、民族主義、集體主義的主張以及議會通過的各種社會立法都是這一合謀的表現。博蘭尼認為這一解釋不僅歪曲了事實，而且顛倒了因果。事實上，雖然各類社會運動在表面上以農民、工人、工會運動者為主力，但不能完全用各階級的片面利益及意識形態間的鬥爭來解釋之。自由市場必須通過將本不是商品的勞動力、土地和貨幣商品化來建構自身，而它們的商品化卻會對人、自然和生產組織構成威脅：人本身成為商品，不僅使人從親屬、街坊這樣的社會關係中被剝奪出來，更使人在文化上被剝奪從而被機器主宰；土地成為商品，則是把人和土地相分離從而破壞了人居住的自然環境並使失地小農成為流離失所的鄉村貧民；貨幣成為商品使生產組織的商業運行產生了巨大的風險——正是因為自由市場的原則粉碎了人類的生存環境(habitation) ，對社會整體的利益構成了挑戰，所以社會保護在根本上是來自社會內部的各個團體與階級不自覺地聯合起來對抗這種危機的一種純粹基於自求生存的人類天性的本能反應，這也正是為什麼很多時候連「最純正的自由主義者」也會支持一個「反自由放任的社會立法」的原因。總之，自我調節市場的建立是人為的，而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卻是「自然的」；自我調節市場的每一步推動對社會的威脅是「因」，而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則是為了抵制前者而產生的「果」，這樣，博蘭尼將自由主義關於自由市場與社會保護之間關係的觀點從頭到腳倒置過來。
二、作為另一場巨變的社會主義
可見，博蘭尼關於「雙重運動」的第一層含義就在於，只要自我調節市場的原則佔據支配地位一天，社會的自我保護或反抗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任何一個建立不在外力干涉下運轉的自我調節市場的企圖都是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從表面上看，在這一點上，博蘭尼與同時代的呼喚國家對經濟進行干預，對社會進行保護的學者——以凱恩斯為代表——站在了同一陣營，而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恰恰證明了通過在市場與國家間建立某種平衡的所謂「雙重運動」( Hettne ，1994) ，那個19 世紀以來所建立的文明似乎總是能夠在崩潰之後重新存活。然而，如果我們只是將博蘭尼視為一個干涉主義者、貿易保護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甚至「市場社會主義的提倡者的話，那將是一種很值得質疑的簡化。因為正如「雙重運動」的邏輯所揭示的那樣，資本主義文明的困境並不是凱恩斯主義者所主張的經濟體內部的矛盾 ——在某種意義上馬克思和熊彼特也都是這樣認為的， 而是一種「脫出的市場」(disembedded market) 與它本應嵌入其中的社會之間複雜的辯證關係：一方面，離開了社會和國家的保護主義，今日的資本主義文明就不可能存活，另一方面，單純依靠保護主義也不能超越市場體系的悲劇宿命。也就是說，他對「自由市場」的否定乃是一種整體上的否定，沒有什麼保護主義和國家干涉可以真正克服市場的烏托邦，只要它們存在於市場之中就會破壞市場的平衡——保護運動與自我調節市場之間的雙重運動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病理學」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決市場體系矛盾的諸方法的一部分 (Hannes ，1999) 。可見，他的主張不是去建立一個更人道的資本主義，而是要求建立一個比這些方案更卓越的社會類型。這樣的一個社會是什麼樣的呢？
在博蘭尼看來，這樣的一個社會必須讓經濟重新附屬於社會關係。相對於19 世紀的那一次巨變來說，這無異於另一次巨變的開始，因為這代表了建立一種與資本主義文明完全不同的經濟政治制度的努力：在資本主義時期，支配整個經濟體整合的原則是圖利，而新的文明必須讓一種新的經濟整合模式支配整個經濟體的運轉，這一模式是再分配還是互惠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要意識到它們既是一種制度層面上社會大於市場的政治經濟學的規定，更是一種社會道德和個人行為動機層面上的規定。3 相對於資本主義將市場凌駕於社會之上這一對人類歷史的偏離來說，這種努力不僅更加接近人性而成為取代資本主義的希望所在，而且與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是契合的：「本質上，社會主義是工業文明的先天傾向，這種傾向企圖以有意識地將自律性市場從屬於一個民主主義之社會的方法來超越自律市場……從整個社會的觀點看，社會主義只是使人與人之間有一種人性關係的努力——這在西歐歷史上經常是和基督教傳統結合在一起的——的延長。另一方面，從經濟體系的觀點來看，它是一種對晚近歷史之激烈的轉變，在經濟的範圍內，它打破了以私人金錢利得為生產活動之一般誘因的想法，並且不承認私人有處置主要生產工具之權利」。從這段論述中也可看出，博蘭尼無意去否棄「工業文明」，也不是要純粹批判「市場經濟」本身，他真正要批判的，是以自我調節的市場作為核心制度領域，將市場的原則推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的「市場社會」。對市場社會的真正批評，「並不是它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就某一程度而言，任何一個社會都須立足於經濟基礎之上」，「乃是因為它的經濟是建立在『自利』的觀念之上」。
三、把社會還給社會主義
恰恰在這一點上，今日之世界不能理直氣壯地宣稱自己已經擺脫了博蘭尼式的宿命，相反，通過把蘇聯模式認定為社會主義、把國家干預當作極權主義，市場意識形態和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全球範圍內大行其道：在一國之內，它表現為社會諸領域中「國家的撤退」、公眾對物質享樂的趨之若鶩以及對社會苦難的漠不關心；在國際領域，則表現為跨國金融近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恣意擴張——正如有人所擔憂的那樣，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顯示，博蘭尼所描繪的「19 世紀的社會和政治歷史看上去又要重演， 不同的只是今日的舞台已經大大擴大了」(Brand ， 2000) 。其實，更大的一個不同在於，在市場意識形態復辟或反彈的同時，由於全球資本市場的變化，以及國家治理的改進，19 世紀以來那個主要以大規模社會運動和社會立法為標誌的保護運動在發達國家內部已顯得相對虛弱，而不發達國家由於社會自組織發育的缺乏，有效的自我保護更難成氣候。也許有人會為此彈冠相慶，可是，誰又能斷言在未來，作為社會保護的替代物，一場更大的以更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危機不會成為下一個導火線呢？正如博蘭尼所警示的那樣，只要自由市場制存在一天，法西斯主義(其實包括所有的極端主義) 始終就是一種可能的「趨向」，而20 世紀留給人類的最大教訓就是「認為是法西斯主義導致了二戰並使得自由市場最終崩潰，而不是自由市場的崩潰所造成的情勢催生了法西斯主義」。
正是出於對人類命運的擔心，許多學者都認識到了對社會進行保護的重要性，他們爭論的只是政策偏左還是偏右，或者採取一種兩者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可是，正如博蘭尼提示我們注意的那樣，這樣的「社會保護」只是延緩了危機的發生，只有使市場附屬於社會關係之中才能真正超越「雙重運動」的宿命；布迪厄也指出了， 「保護的政治」不僅是政策上的訴求，而且要在意識形態上擯棄市場的神話並讓啟蒙的傳統佔據社會文化的核心，恰恰在這一問題上，「第三條道路」做的並不徹底 (Bourdieu ，2000) 。可是，這些道德上的訴求如何在制度層面得以實現呢？如果說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已經不再是市場凌駕於社會之上，那麼它為什麼並沒有擔負起博蘭尼在《巨變》中所寄予它的厚望呢？!
顯然，有必要通過重訪博蘭尼的《巨變》來重新理解「社會主義」本身。博蘭尼的「雙重運動」雖是一個無情的「法則」，但它僅僅在經濟領域脫出 (disembedness) 社會的「歷史條件」下才得以成立；而且，當博蘭尼宣稱「自我調節市場必須在制度層面上把社會分割成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實際上只有在19 世紀的社會裡，經濟領域才被抽離出來，這是一個獨一無二的轉折」時，他事實上暗示了在經濟領域脫離出社會的同時，一個獨立的政治領域也隨之誕生。也許有人會爭辯，這兩個領域的分割在任何時代的任何一個社會類型中都會存在，不過博蘭尼實際上是想強調，雖然我們仍然能夠在談論19 世紀之前的歷史時使用社會大於市場的政治經濟學「社會」或「社會」的這樣的詞彙，但是它的含義已大不相同：在此之後，任何關於社會的討論——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必須考慮到它的強弱，以及它與國家和經濟的關係。而蘇式社會主義的一個致命缺陷就在於，雖然「再分配」這樣的一個不同於「圖利」的經濟整合模式確實成為蘇式社會主義的支配原則(Szelenyi ，1978) ，但它也遏制了市場和社會的力量；而博蘭尼所預想的社會主義，並不要求去取消市場，更不能取消社會，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核心是讓市場重新嵌入於社會，而後者必須是一個既與經濟和國家相分離，又與它們相聯繫的存在。正如布洛維所指出，在資本主義那裡國家與公民社會都臣服於市場之下，而斯大林主義或法西斯式的國家主義，則是令公民社會與市場臣服於國家之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讓市場與國家臣屬於一個自我管理的社會——也就是說，把社會還給社會主義(restoring the social in socialism) 。在他看來，馬克思、葛蘭西與博蘭尼本人都強調了這樣一種社會主義的觀念，在博蘭尼提供的「市場社會關係面向的基礎上，再引入葛蘭西關於「國家社會關係的洞見，則可能會啟發我們催生出某種關於國家市場社會三者關係的新概念，並為我們真正開創出一種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新的文明類型提供參考 (Burawoy ， 2003) 。可見博蘭尼的著作為我們試圖理解當今新時代的矛盾提供了一個最具刺激性的起點，但我們不可能直接將他關於雙重運動的洞見簡單地搬到未來，尤其是如何理解社會本身，成了我們在今後的研究中有待深入的課題。(作者：呂鵬)
註釋
1在博蘭尼那裡，「自由市場」、「市場經濟」和「自我調節市場」這三個詞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達，即指一種不依外力干涉而自行組織整個經濟生活的市場制度。
2市場有兩個基本含義，一是實體意義上的以物易物或以買賣為目的的聚集場所(marketplace) ，二是抽像意義上的一種經濟整合的原則(market) 。這兩個含義在英語中是較容易區分的，但在漢語中還沒有更合適的詞來做一個清晰的表達，所以我們會注上英文以示區別。例如「市場模式的演化」是在說市場 (marketplace) 的具體形態以及支配各個形態的原則的演變過程；而「市場臣屬於社會」是在說兩種經濟整合的邏輯之間的關係。
3 部分地受歐文的影響，博蘭尼在這兩者間更偏向於後者，他認為歐文是第一個發現資本主義的核心文化矛盾，以及社會有自我保護需要的人：歐文洞察到了圖利行為的擴展帶來了社會的根本性變化，而人類的墮落和苦難正是源於純粹經濟動機支配下的文化剝奪和社會解組，所以道德的重建才是人類拯救的關鍵。雖然他後來(Polanyi ，1977) 將「家計」 歸為「再分配」的一種特殊形式，並將支配「自由市場」的經濟整合模式由「圖利」改稱為「市場(market) 」或「(市場的) 交換」——這一細微的改動可視為「經濟生活的整合模式這一概念由側重心理動機的層面向制度和行為層面的轉變，但博蘭尼始終沒有進一步思考「市場嵌入社會」 在制度層面上的安排，當需要分析蘇聯這樣一個社會的內部運作邏輯和機制時，博蘭尼除了堅持他的民主道德要求和個人自由的底線，以及簡單地說要用「再分配」 的原則取代「市場交換」的原則來支配經濟體的運轉之外，就無話可說了。
參考文獻:
[1]博蘭尼 《巨變 黃樹民 石佳音 廖立文.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M].台北：台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
[2]Brand,P.2000,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Dissent, V.47 No.1.
[3]Bourdieu, P. 2000,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 Socialist Review, Issue 242.
[4]Bourdieu,P. & Gfinter Grass 2000, "A Literature From Below. " The Nation, July 3.
[5]Burawoy, Micheal 2003,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 Politics Society, 31.
[6]Hannes 1999, "The Pohtics of the Market: Re-reading Karl Polanyi. " Global Society 13(3).
[7]Hettne,B. 1994, "The New Regionalism: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in B. Hetme, A. Inotai & O. Strokel (eds.). The New Regionalism: Implio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8]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trd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 Boston: Beacon Press.
[9]Polanyi, Karl.1977, The Livelihod of Man, (ed.) by Harry W. Pears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0]Szelenyi, Ivan 1978,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Dilemmas for Social Policy in Contemporary Socialist Societies of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
(轉貼自 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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